“三大件”成“三大山”
“村里娶个媳妇,有的全下来得100万元左右,娶不起。”
记者在晋北某县采访时,当地有村民无奈地说。这个村子有600多人,其中大龄未婚男青年20多人。“平均下来,十户就有一个。”村里干部说,这些人年龄集中在三十多岁,还有几个四十来岁。记者走访多地发现,房、车、彩礼等新“三大件”花费少则五六十万元,多则上百万元,成为一些农村适婚青年背不动的“三大山”。
有村民给记者匡算怎么就花到了上百万元:不算杂七杂八花销,当地县城房价每平方米约4000元,一套房子连装修带家具、家电六十多万元,买辆车近二十万元,再加上彩礼和“三金”(金戒指、金项链、金耳环)等花费也得十五六万元。不少村民反映,近年彩礼行情快速飙升,从一两万元迅速提高到现在的十来万元。
在晋北一些地区,彩礼有152800元、131400元等说法,谐音“要我两家发”“一生一世”。在湖南省岳阳市的部分农村,过去结婚只需在村里盖新房即可,建筑成本在20万元左右。近年来,在县城买房有成为“标配”的趋势,有的甚至要求更高,购房花费多的要50万元。
不少村里男多女少
“娶不起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“娶不上”。
在不少农村地区,适婚青年面临男多女少的尴尬。
从19岁开始,刘玄相过十几次亲。“我们这边男孩相亲得排队,女孩相亲可以挑。”刘玄说。前刘楼村党支部书记刘来利说,村里有500多户人家,23岁到32岁的未婚男子有44个,而适龄的未婚女孩只有32个。“这里彩礼10万元左右,有父母在外打工的,基本能出得起,经济不是大问题。”刘来利说,女孩少是当地农村大部分男青年结婚难的主要原因。
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中国统计年鉴2020》显示,至2019年末,全国男女性别比达到104.46,其中,30岁至34岁为101.28,25岁至29岁为106.65,20岁至24岁为114.61,15岁至19岁为118.39。不仅男多女少,随着年龄下降,男女比例进一步扩大。
湖南省株洲市某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:“村里有大龄男青年30多人,从周边情况来看,男多女少的问题越来越明显,农村男青年结婚更难。比如,同样有智力、肢体残疾等问题,男孩很难找到对象,女孩嫁出去就比较容易。”另一方面,快速城镇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进城。与男青年相比,女青年留城结婚较为容易。晋北某村第一书记说,近五六年,村里嫁到外面的女孩有八九个,但一个外地媳妇也没娶回来。城里女孩不愿“下嫁”到农村,农村男孩却很难在城里娶妻。
不少受访者说,在外打工的农村男青年,大多缺少学历和技能,很难在城里安家“立住脚”。此外,随着信息化发展,“屏对屏”等交流方式也在改变传统的农村婚姻介绍模式。过去依靠媒人牵线的农村婚姻,如今更加偏重个体交流,这让农村青年有了更多的恋爱机会,但也让一些不善交流的青年更显得被动。
“娶不起”衍生系列难题
记者采访发现,娶妻难给农村社会关系带来了一系列影响,也衍生出一些治理难题。多地农村群众反映,结婚已成为很多村民沉重的负担,甚至成为部分农村家庭负债、致贫的主要原因。一些村民说,攒钱为儿子娶媳妇是他们的“毕生奋斗目标”,但父子辛苦数年打工积攒的钱往往仅够买个房子,其他花费还得靠借债。
结婚成本高,也易给婚后的家庭关系埋下隐患,对艰苦奋斗、孝顺父母等传统道德观念造成不小冲击。不少受访对象反映,现在很多年轻人过度攀比,吃用都追求最好,比如结婚时“一步到位”,买房要求全款,买车追求档次,甚至不惜将债务转移至年迈的父母身上。
在一些地区,“再婚”彩礼甚至比“头婚”彩礼还高。记者在一些农村走访发现,离婚后的“二婚”女青年彩礼普遍需要20万元左右。“再婚”成本过高,导致男方家庭出现“不敢离”“凑合过”等心态。移风易俗 筑巢引凤对农村男青年结婚难问题,相关专家建议,要采取多方面措施,移风易俗,重塑乡村文明;从长远看,要正视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,寻求治本之策。山西省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谭克俭说,要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,积极倡导婚事新办、婚事俭办,树立文明、健康的新婚俗,减少群众在婚丧嫁娶过程中的不理性行为。其次,要加快培育农村社会组织,发挥农民自我教育和管理的作用。
“在农村地区加快培育类似红白理事会这样的社会组织,加强村规民约等制度建设,约束村民行为,强化农村社会治理。”山西省智库发展协会副秘书长吴修明说。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,农村男青年结婚难问题,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;不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,仅靠禁止收天价彩礼,很难收到实效,彩礼钱很可能从台前走到幕后,甚至不排除变本加厉。
吴修明等专家认为,解决农村大龄男青年的婚姻问题是社会治理中的一项系统工程,必须结合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,尽快形成思路和对策,采取有效措施。“从长远看,缩小城乡差距、地区差距才是治本之策。”吴修明说,城市“剩女”多,农村“剩男”多,要结合乡村振兴工作,大力发展农村产业经济,促进农民增收,缩小城乡差距,促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,让城市女青年不把农村视为畏途。
在此过程中,地方政府也可采取适当措施,尽可能解决一些性别“结构”难题,如将农村“剩男”进行技能培训,“输出”到女性集中的行业和地区,也可以牵头组织跨区域“鹊桥相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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